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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访】“汉学即和平”!习近平复信北马其顿青年汉学家冯海城:从华师出发,让文明双向奔赴

作者:丁昱丹 发布时间:2026-11-13 点击数:




人物介绍

汉学家、翻译家

冯海城(Igor Radev)是北马其顿汉学家、翻译家,现任马其顿科学与艺术学院汉学知识中心教席学者。冯海城于2010年获得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师从刘云教授;2018年通过"新汉学计划"资助在北京师范大学取得汉语语言文字学博士学位,师从王宁教授,主攻文字学与普遍文字分类理论。其学术训练融合传统小学方法论与现代跨学科视野,为翻译中国古代典籍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自1998年起从事汉学翻译与研究,译著涵盖《老子道德经》《尚书》《孟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及多部现当代诗歌作品,其中马其顿语版《老子道德经》荣获2012年"格里戈尔·普利切夫奖"文学翻译最佳奖。2021年9月,因其在中国经典翻译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第十五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冯海城作为青年汉学家多次受邀参加世界中文大会和世界汉学大会,2025年6月作为代表在第九届世界汉学大会开幕式做主旨发言,倡议通过学术实践促进跨文化互鉴。

2025年11月14日至16日,2025世界中文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冯海城等51个国家的61名青年汉学家给习近平主席写信,分享从事中国研究的经历和体会,表达进一步研究好中国学问、发挥文明沟通桥梁作用的愿望。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青年汉学家,勉励他们当好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



人物访谈


Q:作为习近平主席复信的青年汉学家之一,收到复信时您的感受如何?您如何理解其中“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这一期望?


Igor Radev冯海城:

当然,收到习近平主席的回信第一反应是莫大的光荣,同时也充满了责任感。我们此次代表新一代汉学家群体致信习近平主席,其初衷是希望让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关注汉学的学术愿景,并为其可持续发展争取支持。汉学这门学科,如今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的研究方法需要革新。在我看来,这种革新应当同时汲取中国传统训诂学的精髓,以及运用海外发展的学科方法。这样一来,汉学就能成为“文明互鉴”原则的一个典范——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全球愿景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国际上的摩擦甚至冲突,都根源于无知。而汉学,作为连接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学术桥梁,正是增进我们彼此了解的最佳工具。正如无知会催生分歧,知识则能构筑和平。因此,我们可以确信:汉学,就代表和平! 



Q:您当初为何选择到华中师范大学深造?华师的学术训练、老师影响或生活经历中,哪些最深刻地塑造了您的汉学之路?


Igor Radev冯海城:

多年前初抵中国时,我曾在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攻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这段经历之珍贵与奇妙,自不待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看待现代中国的第一扇窗。在此之前,中华文明于我仅止于书卷中的存在,而武汉的求学生活却为我昔日所读的典籍赋予了"立体维度"。在华中师大研修期间,我得以深入探究汉语及汉字的奥妙,尤其关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掌握汉字结构的规律。除专业研究领域外,武汉这座城市本身也激发着我无尽的求知欲。这座雄踞中国十字路口的港口城市,以兼容南北、通达东西的开放姿态,成为真正的民族"熔炉"--现代都市气象与三国传奇在此交相辉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仿佛仍在激励着武汉勇毅迈向未来。在华中师大求学期间,我完成了《道德经》的马其顿语译本,并开启了《诗经》的塞尔维亚语翻译工作,后者历时七载方得完成。



Q:您最早是如何与汉语和中国文化结缘的?在学习过程中,尤其是学习汉字方面,您有哪些独特体会或方法?


Igor Radev冯海城:

正如我曾提及,最初与中华文化的邂逅是在家乡马其顿——主要通过阅读先秦哲学典籍与古典诗歌。而在华留学期间,这段文化因缘得以深化。我特别聚焦于汉字的结构与流变,以语言学理论和训诂学为镜鉴展开研究。尽管语言构成了人类本性的普遍基础,但它又具有具体性,因为它总是表现为某种具体语言——汉语或马其顿语、日语或德语、波斯语或阿拉伯语等等。汉语,在其从甲骨文时代到现代普通话的持续演变中,是中华文明的“操作系统”。如果没有对汉语及其文字的深刻知识,就不可能“解读中国”。 因此,学习汉语这一行为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文明互鉴的努力。这里也存在着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的表意文字系统,拥有近4000年的历史。汉字在很大程度上编码了中国的文化知识。在我看来,对汉语及其汉字的科学研究,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应该将20世纪西方语言学思想的方法论与中国传统训诂学结合起来,因为两者各有长处。



Q:您在中国与北马其顿之间开展“双向翻译”和文化交流,这些经历让您对“文明互鉴”产生了哪些新的思考?


Igor Radev冯海城:

两种文明无论在地理空间上相隔多远,在某种意义上都如镜面般相互映照。正如对镜方能观己,我相信通过研究其他文化与文明,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自身。 世界上文明众多,没有一个应该垄断真理,没有一个应该称霸,也没有一个应该强加于他者。世界中的文明不得不互相面对,但是这个面对面交流会怎样,有两个可能的答案。第一个是被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在他198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现在已经很有名的文明冲突论。第二个答案是2001年伊朗的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提出的文明间对话论。做出何种选择是我们现今的责任。不过,当代中国给世界提供了可能一个比对话论还高的理想——把各个民族、国家和文明变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第三个选择。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语言,无法代表全人类。对我来说,每一种语言、每一种文化,都可以当作眼睛。人类用两只眼睛才能有三维视觉,一只眼睛是无法做到的。人文界也是如此。如果只了解自己的文化,你看到的只是局部的。去研究过更多文化,去学更多语言,就仿佛多了一双眼睛,这样才看得到既复杂又美丽的多维世界。



Q:面对全球汉学的新趋势,您认为未来汉学研究将走向何处?对当下学习中文、立志从事汉学研究的青年,尤其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外国学子,您最想给予什么建议?


Igor Radev冯海城:

关于汉学和中国学的未来,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这一概念尚未获得准确界定,其研究领域缺乏清晰边界,而最关键的,是方法论体系的缺失。举例而言,我们可以将"汉学"定义为以文本为媒介、以语言文字学方法论为核心研究手段,旨在探究中华历代文明的学科——这正是一名"汉学家"与专攻古代中国研究的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的本质区别。然而,当论及"中国学"时,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统一的方法论基础。缺乏专属方法论,便无从构建独立学科!在我看来,所谓"跨学科研究"不过是用以掩饰"中国学"学科属性模糊的时髦托辞。试想:若某学者研究世界大都市青年的网络习惯——难道他在北京调研时就变成了"中国学家",而在东京或莫斯科进行同样工作时,就转而成为"日本学家"或"俄国学家"?真相或许是:他始终只是一位社会学家,仅此而已。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再将"中国学"勉强视为独立学科,而应更准确地将其理解为:一个汇聚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研究力量的学术焦点领域。这个焦点,正是充满多样魅力的现代中国。最后,我想对在华中师范大学留学的国际学生们说:请放下成见,敞开心扉去认识真实而立体的中国。不要只生活在外国友人构成的舒适圈里,应当主动与中国同学和当地民众建立友谊。在我看来,这才是成功完成在华学业的社交基石。




从汉字的结构流变到典籍的双语转译,从武汉的 “九省通衢” 到马其顿的文化土壤,冯海城的故事让我们看见:汉学从来不是孤立的学术探索,而是消弭无知、构筑和平的重要力量。习近平主席寄予的 “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 期望,在他身上化作了具体的行动 —— 以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为翼,让不同文明在对话中彼此照亮。


正如他所言,“每一种文化都是一只眼睛,多一只眼睛,才能看见多维的世界”。愿更多青年学子能循着他的足迹,放下成见、拥抱差异,在华师的校园里、在跨文化的交流中,成为文明的摆渡人;愿汉学这架桥梁,能让更多文明跨越山海、双向奔赴,让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愿景,在一次次真诚对话中愈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