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SIMSEK ZEHRA 艾夏雨,土耳其籍留学生,2022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来华三年间,她从中文学习者成长为独立研究者。2024年,她以优异成绩通过HSK六级考试,连续三年获得“楚才写作大会”外籍组一等奖。在校期间,她连续两学年获国际学生勤学奖,被评为优秀国际学生,并于2024年荣获外国语学院最高荣誉“语思学子”称号,成为该荣誉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外国学生。
她的硕士论文聚焦中国研究相关议题,探讨可市场化的异国情调、文化表征以及被塑造为“文化代言人”的华裔作家在西方中国形象生产中的作用,分析有关中国的知识如何通过出版产业、多元文化话语和政治叙事被生产并传播。该论文获评优秀毕业论文,成为华中师范大学获此荣誉的四名外国学生之一,也是唯一来自非国际关系专业、以中国研究为核心方向获得该荣誉的学生。
学术之外,艾夏雨亦活跃于文化交流实践。她曾参加世界中文大会并接受《中国日报》专访,参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本杰明·利斯特教授访华期间的采访翻译工作。2026年,她受《中国日报》邀请赴曲阜参加中外文化交流活动。2025年,她在重庆大学族裔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作英文报告,获华中师范大学国际学生形象大使证书。她的中文文章被人民日报出版社收录发表,并刊于《孔子学院》杂志。此外,她曾因在网络诈骗案件调查中提供土耳其语—汉语翻译支持,获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公安局感谢信。
目前,艾夏雨担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文助教,参与国际学生中文教学;近期亦为中冶南方外派人员开展跨文化培训,并负责英语课程教学。
2026年秋季,她将赴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继续在中国研究领域深耕,希望未来成为一名青年汉学研究者,在中国与土耳其之间架起人文交流的桥梁。
人物访谈
Q:你最初是如何与华中师范大学结缘的?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你选择来到中国、来到桂子山深造?
SIMSEK ZEHRA艾夏雨:
华中师范大学是中国优秀的师范类高校之一,拥有深厚的教学传统。“师范”代表的是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视,而不是“普通”的意思。因为我的本科专业是英语语言文学,所以我认为这里非常适合我继续学习和开展文学研究。我与中国的缘分其实始于童年。小时候,我学习过两年的武术和太极拳。当时我的妈妈觉得我比较调皮,又因为她很喜欢成龙的电影,所以希望我学习一项和中国文化有关的运动。那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在学习跆拳道,而我的妈妈希望我能够接触中国武术,因为她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做出电影里那些精彩的动作。
这段童年的经历让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最初的兴趣。后来进入大学后,我选择学习中文,并逐渐开始自学。在参加HSK考试时,我取得了278/300的成绩,也因此获得了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来到中国学习。可以说,我对中国和中文的兴趣,最初来自童年时期妈妈带给我的这份特别的缘分。

Q:在华中师范大学学习期间,你在学术能力和研究视野方面有哪些收获?学校的培养模式对你的学术成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SIMSEK ZEHRA艾夏雨:
我认为,硕士阶段其实是一个让我们在某一个专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逐渐成为独立研究者的过程。它和本科阶段有很大的不同,本科更多是学习比较基础和广泛的知识,而硕士阶段则需要围绕一个具体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和专业的探索。
在华中师范大学学习期间,我非常受益于外国语学院的培养。因为我是我们专业在硕士阶段唯一的外国学生,所以我的同学都是中国学生,而且我的所有课程都是用中文进行的。我觉得这样的学习环境不仅提高了我的中文能力,也让我对中国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与和外国学生一起学习是完全不同的体验。看到我的中国同学身上的学习热情,比如他们早上七点就去图书馆,为自己的目标不断努力,这种状态也深深感染了我。我也因此更加坚定了要不断提升自己、努力学习,将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中土之间的交流贡献力量的想法。
虽然我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但是我们学院也提供了翻译、语言学等不同方向的课程。我也主动选择了这些课程,希望从更加多元的角度理解语言和文化。例如,在中国翻译史课程以及英汉翻译比较课程中,中国学生更多是在学习如何将中文概念准确地表达为英文,而我则更多是希望通过这些课程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中文能力。
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英汉翻译比较课程时,老师问我为什么选择这门课,因为这门课主要是为学习翻译专业的中国学生开设的。当我告诉老师,我虽然英语能力很好,但希望通过这门课提升自己的中文水平时,老师感到非常惊讶,也非常高兴。
此外,我们学院的培养理念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的院长在第一节课时就告诉我们,无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什么,都应该保持开放的视野,努力了解不同领域的知识,形成自己的思考。虽然我的研究重点是文学,但通过学院提供的机会,我也在翻译和语言学方面不断提升自己。
我的导师在学术训练方面对我要求非常严格,她一直鼓励我追求更高的标准。刚开始读研时,我就告诉老师,我希望未来能够从事中国研究,特别是从文学角度研究英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老师也非常支持我的方向,并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在她的建议下,我参加了重庆大学举办的族裔文学国际研讨会,并在会议上讨论了Amy Tan作品中“中国性”的建构。
我的导师是一位非常严格、要求很高的老师,这也让我一直没有停下提升自己的脚步。硕士学习让我真正认识到,研究者最终需要具备独立研究的能力。正如我的导师一直强调的那样,硕士阶段就是学习成为独立研究者的过程。现在,我已经有信心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独立开展学术研究。

Q:你在多项文化交流活动中表现突出——先后获得楚才作文竞赛一等奖、“我与中国的美丽邂逅”短视频大赛优秀奖,并受邀参加上合组织社会实践活动。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些课外经历与你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
SIMSEK ZEHRA艾夏雨:
我认为,这些文化交流活动与我的学术研究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我的硕士研究方向本身就是围绕中国形象、中国性以及跨文化传播展开的,所以如果仅仅依靠课堂上学习的知识,或者阅读一些学术文献,是不足以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
在我看来,理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钥匙就是中文。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也是文化的体现,其中包含着一个国家的历史、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学习中文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打开中国文化这座宝库的过程,而中文就是打开这座宝库的钥匙。
因此,在硕士第一年,我也非常重视提升自己的中文能力。在2024年1月,我通过了HSK六级考试,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语言能力的提升,也让我能够更深入地参与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从而拓宽自己对中国的认识。
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英语文学中的中国书写,具体来说,是一位华裔美国作家如何通过历史小说建构“中国性”,以及这种“中国性”如何被包装成一种可以被市场接受的文化符号。在研究过程中,我关注的不仅是文学文本本身,也包括文化生产背后的社会、经济以及知识生产机制。所以,对中国文化有更加深入和多元的理解,对我的研究非常重要。
如果我只是停留在课堂和书本中的中国形象理解,我认为很难形成真正深入的研究,也很难获得现在的一些学术成果。通过参加楚才作文竞赛、“我与中国的美丽邂逅”等活动,我不仅提高了自己的中文表达能力,也通过亲身经历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
在这些活动中,我有机会走访中国不同地区,例如新疆、山东青岛以及湖北不同城市。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中国并不是单一的一个形象,中国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面貌。正如中国有一句话叫“百闻不如一见”,真正走进这些地方,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
此外,我参加的很多比赛都是中文写作类比赛。我一直认为,写作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整理思想、形成观点的重要过程。写作的过程中,人会不断思考、连接不同的观点。因此,中文写作能力的提升也反过来促进了我的学术思考能力。比如在HSK六级考试中,很多学生觉得写作部分比较困难,但我的写作部分反而取得了最高分。
我认为,这些经历和我的学术成长是相互促进的。想要真正理解中国,需要通过语言、文化、社会实践等多个维度去认识,而对于希望未来从事汉学研究的我来说,这些经历让我不仅是在学习中国,更是在不断建立自己理解中国的方式。



Q:你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华裔美国作家邝丽莎(Lisa See)的小说《上海女孩》为研究对象,题目为《“情感上中国,趣味上西方”:<上海女孩>中商品化的异国情调与邝丽莎的中国表演》。作为一名土耳其留学生,你为何会选择华裔美国文学作为研究方向?这一选题的契机是什么?
SIMSEK ZEHRA艾夏雨:
作为一名土耳其留学生,我选择华裔美国文学作为研究方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我长期以来对文化研究、族裔文学和文学再现问题的兴趣密切相关。
我的本科专业是英语语言文学,但我一直关注的并不仅是作品的情节和艺术形式,而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如何在英语文学中被书写和塑造。本科阶段,我曾研究英国文学中的土耳其形象,尤其关注“土耳其性”如何被西方作家简化为一种单一、固定,甚至带有负面色彩的文化符号。
这一经历让我逐渐认识到,文学并不只是虚构故事,它也参与塑造人们对于一个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识。当一种文化长期由外部力量代为讲述时,这些文学书写就可能成为知识生产的一部分,并影响读者如何想象和理解这个文化。
来到中国以后,我发现,中国和土耳其虽然拥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但两者在西方文学和话语体系中都曾被塑造成神秘、落后、危险或与西方相对立的“东方”。因此,从本科阶段研究英语文学中的土耳其形象,到硕士阶段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对我而言既是研究兴趣的延续,也是一次更加深入的拓展。
我选择邝丽莎的《上海女孩》,是因为这部小说大量涉及中国历史、中国女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英语世界拥有广泛的读者。作为一名具有部分华裔血统的美国作家,邝丽莎常常被视为熟悉中国文化、能够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家。最初阅读这部小说时,我注意到书中频繁出现中文词语、传统文化符号、历史事件以及有关中国女性的叙述。
其中,小说对战争历史的处理尤其引起了我的关注。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许多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通常主要通过纳粹德国、希特勒和欧洲战场来讲述。相比之下,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平民实施的暴行,以及中国人民长期的抗战,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往往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然而,这些历史对于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记忆都非常重要。
《上海女孩》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也强调其创作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因此,很多读者可能不仅把它当作文学作品,也会把它视为了解中国历史的一种渠道。历史小说当然不等同于历史教材,但这一体裁很容易产生一种历史真实性,尤其当作者被认为与所书写的文化存在血缘联系时,读者往往会给予作品更多信任。因此,小说如何选择、组织、呈现或省略历史事件,就非常值得研究。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开始追问:为什么小说中的“中国性”经常与裹足、儒家伦理、女性受压迫、传统习俗、战争苦难以及日本侵略造成的创伤联系在一起?日本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是如何被叙述的?哪些历史主体被突出,哪些被弱化或消音?这些内容只是为了真实地呈现中国,还是也在满足英语读者对中国原本就存在的某些想象?
因此,我不希望自己的研究只停留在判断小说中“是否存在东方主义”这一层面。我更希望追问:为什么这样的中国形象会被生产和传播?为什么这种书写能够进入出版市场并获得读者和机构的认可?作者的身份、英语读者的期待以及出版市场,又如何共同影响她对“中国性”的建构?
这也成为我硕士论文最重要的选题契机。我希望研究的不仅是小说中出现了怎样的中国形象,也包括这些形象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以及“中国性”如何被转化为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符合市场需求并能够被消费的文化商品。
在论文中,我也关注文学再现、知识生产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关系。关于其他国家的知识如何被生产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从来都不是完全中立的。掌握更强大出版机构、媒体网络、学术平台和文化产业的一方,也拥有更大的权力去决定哪些叙事可以被看见、被相信并产生国际影响。
在过去,帝国权力往往通过军事占领、政治干预和经济控制体现;而在当代社会,权力也可以通过文化、话语、出版、教育和媒体来运作。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本美国小说都是某种有意识的政治计划,而是说,文学作品总是在市场需求、多元文化政治以及不平等的全球权力结构中被生产出来的。即使作者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作品也可能通过反复将另一个社会呈现为落后、压迫、异域或需要被拯救的对象,从而复制既有的权力等级。
因此,“谁有权替中国发声”是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早期东方主义书写中,中国常常由西方作家直接描写;而在当代多元文化出版中,具有族裔背景的作家往往被推到中心位置,并被视为少数族裔能够自我表述的证明。
但我的研究进一步追问:所有族裔声音真的都能被平等地听见吗?还是只有某些声音更容易被选择、出版、传播和奖励?问题不仅在于族裔作家是否获得了发言机会,更在于哪些作家被选中、他们讲述什么样的故事,以及为什么某些叙事能够得到更多制度性和商业性的支持。
邝丽莎的族裔身份在这一点上非常重要。因为她具有华裔血统,并经常被介绍为华裔美国作家,读者可能自然地将她视为一名“文化代言人”,并对她关于中国文化、历史和女性生活的描写给予更多信任。然而,族裔身份并不能自动保证历史准确性或文化代表性。一个作家可以具有中国血统,但她依然是在美国出版市场中创作,并主要面对西方读者。
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在表面上可能显得非常包容,但出版行业仍然可能选择并放大那些符合主流市场期待的声音。被选中的声音既能制造“多元”的表象,也可能让更深层的文化权力结构继续保持不变。
我认为,我的土耳其文化背景也让我对这一问题更加敏感。因为我在本科阶段曾研究自己的民族在西方文学中如何被表述,所以当我阅读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故事时,能够更快地识别文化身份被简化、异域化并固定为有限形象的过程。
不过,我的硕士论文并没有把土耳其作为直接比较对象,而是完全聚焦于中国。这是一条更困难的道路,但也是我真正想走的道路。我不希望因为自己是一名土耳其学生,就只能研究中土比较。我希望证明,一名外国研究者也能够通过中文学习、历史研究以及长期深入地接触中国文化,直接开展有深度的中国研究。
因此,我选择华裔美国文学,一方面延续了自己对族裔文学、文化再现、东方主义以及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兴趣;另一方面,也源于我来到中国以后,希望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形象和中国历史叙事如何在英语世界中被生产、选择和传播。
归根结底,我的论文所追问的,不只是“中国性”如何被再现,更是为什么某些版本的“中国性”能够获得市场价值、可信度和国际影响力。这项研究也为我未来继续从事汉学和中国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Q:对正在或将要来华师学习的国际学生学弟学妹,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SIMSEK ZEHRA艾夏雨:
我想对正在或即将来到华师学习的国际学生学弟学妹们说,首先一定要拓宽自己的视野,不要把自己限制在所学专业的名称之中,也不要认为自己的研究只能停留在某一个固定方向。
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我在外国语学院攻读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但我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英国文学,而是从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直接开展中国研究。我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性”建构,最终论文获得了优秀毕业论文荣誉。这项研究也为我之后继续攻读汉学和中国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奠定了基础。因此,专业本身并不会限制一个人的发展,真正重要的是你如何理解自己的专业,以及你是否拥有足够开阔的学术视野。
第二,我想告诉大家,不要因为一件事情很难,就主动选择更容易的道路。很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本来就不会轻松。这个过程有时就像锻炼身体,运动时我们会感到疲惫,甚至会感到疼痛,但肌肉正是在这种挑战中逐渐成长的。人的成长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永远只选择最轻松、最安全的道路,就很难真正突破自己。因此,面对困难时,要勇敢一些,也要相信自己。
同时,我非常建议国际学生重视中文学习。即使自己的专业是英语授课,或者与中文没有直接关系,也应该努力学习所在国家的语言。假如一名学生从零开始来到中国学习一年,我认为至少可以把HSK三级或四级作为自己的目标。
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就像一座珍贵的宝库,而中文就是打开这座宝库的金钥匙。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一个国家的历史、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习惯,甚至一些不容易直接解释的文化禁忌,都储存在语言之中。如果不懂中文,我们很难说自己已经真正、全面地理解了中国。因此,既然已经来到中国,拥有了这么好的语言环境,就应该珍惜这个机会,认真学习中文,多参加活动,也多在真实生活中使用中文。
我也希望大家尊重自己的老师,尊重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国不是我们的祖国,因此不能总是用自己国家的标准去判断这里的一切。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学习,需要不断提醒自己:这里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我们首先应该尝试理解,而不是急于评价。作为国际学生,我们来到这里既是学习者,也是客人,保持开放、尊重和谦逊非常重要。
另外,我认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重新开始的能力。也许今天过得很不好,也许遇到了学习、健康、语言或生活上的困难,但第二天仍然是新的一天。要尽量让自己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重新开始,为新的一天继续努力。在异国学习,难免会遇到文化差异、健康问题和生活上的不适应,因此,学会调整自己、重新站起来,是非常珍贵的能力。
我也非常建议大家多结交中国朋友,不要只停留在自己国家的朋友圈,或者只和文化背景相近的外国学生来往。如果只和自己国家的人生活在一起,其实就像把自己的国家搬到了中国,却没有真正走进中国。
在读硕士之前,我就告诉自己,我希望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而不是进入一个外国学生占多数的专业。后来,我也成为了我们专业唯一的外国硕士生,我所有的同学几乎都是中国学生。现在,我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就是我的中国同学。这些友谊不仅帮助我提高了中文,也让我真正理解了中国学生的学习方式、生活态度和文化观念。这样的跨文化交流对国际学生来说非常宝贵。
最后,我希望所有国际学生都不要低估自己在中国的价值。我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自己国家的文化使者。我们的一言一行,可能都会影响身边的人如何看待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我一直很清楚,自己在中国的表现可能会让别人形成“土耳其学生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印象。因此,我希望留给老师和同学的是一个勤奋、诚实、有毅力、面对困难不轻易放弃的土耳其学生形象。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自豪。
所以,我想告诉学弟学妹们,不要认为自己只是来这里完成一个学位。大家还可以成为自己的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一座桥梁。我们的国家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更加真实地了解我们的国家。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每一名国际学生都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
因此,请大家拓宽视野,认真学习中文,多和中国朋友交流,尊重差异,勇敢面对困难,也永远不要低估自己的价值。你们在中国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仅关系到个人的成长,也可能成为推动中国与自己国家相互理解的一小步。

从土耳其到中国,从桂子山到珞珈山,从华裔美国文学到汉学研究——艾夏雨用三年时间完成了从“学习者”到“研究者”的转变。在华中师范大学的这段求学经历,不仅为她打下了扎实的学术根基,也让她对跨文化理解有了更深的体认。
如今,她即将进入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未来,她希望继续发挥跨文化背景的优势,深入开展中国研究,真正成长为一名能够理解中国、研究中国,并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青年汉学家。